当世界的目光还聚焦于大国博弈的喧嚣表象时，一场深刻的权力更迭，正以一种近乎无声的方式，在底层结构中急速演进。

那座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霸权灯塔，其内部的钢筋早已锈迹斑斑。

在这场关乎世界未来走向的世纪交替中，大洋彼岸的我国，正被推向历史舞台的最中央。

我们是这场变局的见证者，更是身处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面对这场超出预计的“权力交接”，我们真的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去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了吗？

新旧霸主的世纪交锋前夜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凭借其无敌舰队纵横四海，将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新大陆运回本土，铸就了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荣光。

可是，当僵化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开支，当荷兰与英国的海上力量悄然崛起，西班牙的霸权便在连绵的战火中逐渐旁落，最终让位于更加灵活、更具商业精神的法兰西。

紧接着，法国的陆军与启蒙思想引领了欧洲大陆的风骚，却又在与英国旷日持久的全球争霸中耗尽了国力，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最终将世界霸主的权杖交到了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大英帝国手中。

米字旗飘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的心脏。

进入二十世纪，德国的两次挑战与日本在远东的野心，将世界拖入了两次大战的深渊。

正是这场浩劫，彻底摧毁了欧洲的旧有秩序，使得一个置身事外、坐收渔利的新兴强国——美利坚合众国，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二战结束后，美国手握全球过半的工业产值、绝大部分的黄金储备，以及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构建起了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全球体系。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联合国，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到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美国的权力触角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段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时期，本质上是一种单极霸权的稳定。

正如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其著作《全球化时代》中所深刻剖析的那样，世界文明正经历着又一次深刻的变革，即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跨越。

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型期，昔日坚不可摧的霸权之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结构性的溶解。

萨克斯教授早年以推行“休克疗法”而闻名，帮助一些经济体进行过剧烈的转型。

随着阅历的增长与研究的深入，他逐渐转变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单边主义的尖锐批评者。

霸权之塔的裂缝：三大警讯昭示帝国黄昏

萨克斯教授认为如今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宏伟大厦，正清晰地显露出三道深刻的裂痕。

这三大信号，如同三面棱镜，折射出帝国从根基到顶端的系统性衰败。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信号，是其工业肌体的枯竭与造血能力的丧失。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筋骨。1945年，当二战的硝烟散尽，美国凭借其未受战火波及的本土和强大的生产机器，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半壁江山。

底特律的汽车、匹兹堡的钢铁、芝加哥的机械，共同构成了“美国制造”的黄金时代。

可时至今日，即便经过技术迭代的加成，美国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萎缩到仅有11%左右，不及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大量的工厂变为废墟，繁华的工业城镇沦为“铁锈地带”，这背后是资本为了追逐廉价劳动力和更高利润而进行的全球产业转移。

特朗普政府时期，曾雄心勃勃地试图扭转这一“工业空心化”的趋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制造业回流”运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莫过于耗费巨资吸引全球芯片代工巨头台积电赴美建厂。

台积电最终选择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带投资超过四百亿美元兴建尖端晶圆厂，工厂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不仅面临着熟练建筑工人和工程师的严重短缺，还遭遇了当地工会文化的强烈抵制。

更致命的是，芯片制造是典型的高耗能、高耗水产业，在干旱缺水的沙漠边上，稳定的水电供应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死结。

即便工厂勉强建成，其预估产能也仅仅达到了最初设计目标的约35%。

《华尔街日报》对此发出了无奈的感慨：在美国本土重建一家高科技工厂的难度，简直比当年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还要艰巨。

第二个信号，是美元这座金融霸权基石的松动与崩盘风险。

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到2008年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世界各国都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经济命脉被美元牢牢绑架。

每当美国因自身的高额负债和货币超发引发危机，最后总是由全世界来共同承担损失。

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各国早已不堪重负，寻求“去美元化”的浪潮正汹涌而起。

特别是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世界有了新的选择。

产油国巨头沙特，已经历史性地同意在对华石油贸易中，将26%的份额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南美大国巴西，其央行清空了近三分之一的美元储备，两国间贸易的本币结算比例已突破六成。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新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中，人民币计价的份额预计将超过40%。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正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的极端金融制裁。

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击垮俄罗斯的经济，反而促使其石油贸易成功“向东转”，用石油换取人民币，再用人民币直接从我国购买所需商品，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贸易闭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2000年高峰时的72%下降至2023年的58%，并且这个下降趋势还在加速。

第三个信号，是其赖以维系全球秩序的军事力量，正显现出疲态与衰弱。

为了供养这支军队和遍布世界的数百个军事基地，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八千多亿美元，平摊到每个纳税人身上，相当于每天要为此支付15美元。

美国海军的总吨位虽然依旧是世界第一，但它所要承担的任务量同样是世界第一。

为了维持其所谓的“全球存在”和“航行自由”，美国海军的舰艇常年处于高强度的部署状态，这导致了舰体和设备的过度损耗，而后续的维修保养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以其两栖运输船队为例，现役的32艘舰船中，竟然有一半因为各种故障而趴在船厂里动弹不得，剩下的一半也大多是带病航行，随时可能出现问题。

最荒唐的是，这些躺在维修厂里的军舰迟迟无法修复，原因竟是缺乏替换的零部件。

美国国会曾派出专门的调查员去查明真相，得出的结论险些让议员们气绝——海军部分官僚似乎乐见其成，他们的算盘是，索性让这些旧船在船厂里慢慢烂掉，等到彻底失去维修价值，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国会申请拨款购买全新的舰艇。

我国的抉择与世界的未来

面对美国霸权前所未有的动摇，那个被反复追问的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简单的“是”或“否”要复杂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实力与底气所在。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艰苦奋斗，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从服装鞋袜到盾构机、航空母舰，我们都能自主生产。

这是我们在应对外部压力，特别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时，最大的底气来源。

与此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在科技领域，面对“卡脖子”的困境，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入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5G通信到人工智能，从载人航天到深海探测，一系列重大突破彰显了我国的创新潜力。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正为世界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以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全球化方案。这些都是我们迎接未来挑战的坚实基础。

历史的权力交接，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宴会。

回望过去，无论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英德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总是一个难以打破的魔咒。

美国一些战略鹰派人士，也正极力渲染这种冲突的必然性，企图通过制造对抗来延缓其霸权的衰落。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拥有“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哲学智慧，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取代谁的霸权，而是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我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正是为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赤字，贡献出的中国方案。

参考资料：美媒称中美没理由大战 美应效仿英和平交权